由塌山向下去往清河口方向，两个少年背着书包，要翻越两座山才能到家。那满头大汗、步履稍显沉重的少年是我，另一个步履轻健的，是我姨妹。

是年大旱，水库的水位退到了历史最低点，露出了原始的河床。那是经年累月沉积下的淤泥，龟裂的表皮下藏着陷阱。我试着踩了一脚，整只脚瞬间没入，那种粘稠的、不由分说的下坠感让我心惊。于是我们只能折返，顺着山路去翻越一座小山。初夏的山坡已经铺满了浓绿，偶有红色、粉色的小花点缀其中，在烈日下开得孤傲，倒也养眼。

姨妹似乎比我还要健壮，走起山路来脚步轻盈，像是一头适应了山林的小兽。而我落在后面，紧追慢赶才能勉强咬住她的影子。少年时期的我，并不常去大姨家，一来畏惧那座更高的山，二来我生性孤僻离群。更重要的一点，是对大姨父有一种天然的怯意，他那如洪钟般高亢的嗓门，总能轻易震碎我敏感而脆弱的小世界。

我不喜欢“姨妹”这个称呼。直到现在，我依然执拗地认为，血脉里的亲近是不需要通过这些前置词来划分等级的。但在那时，这种偏爱又是极其矛盾的，它仅仅存在于我可以向伙伴们炫耀“我也是有妹妹的人”时的虚荣里。

姨妹转学来我家那天，我内心的期待在见到她的瞬间跌落谷底。她与我想象中那种穿着碎花裙梳着两条辫子且古灵精怪的妹妹相去甚远，她剪着极短的发型，眼神里透着一股未经雕琢的、冒着傻气的憨劲儿。那是一种属于土地的质朴，却让自诩文弱书生的我生出一丝无名的怨气。

这股怨气化作了经久不息的冷暴力。上学放学，我总要与她拉开一段距离，在她被欺负的时候我也刻意避开而不管她，现在想来我真是个极糟糕的人。到后来，这种排斥变得更加刻薄。我强烈地要求母亲给她准备一套专用的碗筷，以此划清界限。而她总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用笨拙的勤快哄得我父母笑逐颜开，似乎从不觉察我的冷脸。

后来，我们一同离开了大山，去往承德读书。

在避暑山庄的红墙外，在热闹的二仙居街头，我这个不争气的哥哥，在那段捉襟见肘的求学岁月里，依然活得像个精神上的流放者。而她，那个曾经被我嫌弃不够灵气的女孩，却迅速长成了生活里的强者。她会在周末塞给我一袋家里捎来的咸菜，会在我因为泡网吧上网而忘记吃饭时，托人给我打回一份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我的宿舍里。

我曾以为读书人的世界更高远，却没发现，那个始终站在我身后半步、甚至超前一步为我挡风的人，才是真正读懂了生活的人。她对我的照顾，从山路上的回眸变成了异乡里的守望，那种憨厚里生出的韧劲，撑起了我那段动荡而敏感的青春。

如今我也四十过半，正如我给自己写的那句诗：打漁書生无鱼捕，拆下桨橹做柴烧。人这一辈子，总在执着于去捕捉一些名为尊严或格调的虚妄之鱼，却往往在最饥寒交迫的时候，发现真正能取暖的，竟是当初被自己弃如敝履的、最平凡的木材。
姨妹的憨，其实是一种大智若愚的慈悲。

她不计较那套被我隔离开的碗筷，是因为她心里有一张更大的餐桌，足以容纳我所有的偏见与狭隘。血缘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无论你曾多么笨拙地想要划清界限，那种深入骨髓的牵绊，总会在你最狼狈的时候，化作一碗热粥、一个搀扶，或者是一次翻山越岭时的并肩。

少年时代的满头大汗早已干透，清河口的河床也早已盈满了水。而我终于明白，人生不需要太多的前置词，就像妹妹就是妹妹。那些我们曾极力想要拉开的距离，最终都成了生命里最温暖的归途。